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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1644年的中国,正是明清交替之际。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:明朝皇帝朱由检、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、清朝摄政王多尔衮,或许还应加上一位,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。其实,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所忽略:小小老鼠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),三月十五日,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。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,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,明朝总兵唐通出降。三月十六日,大顺军到达昌平。昌平巡抚何谦逃走,总兵李守自缢。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。十七日,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,将北京城包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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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崇祯皇帝,朱由检


这时的李自成,命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,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。在十七日的夜里,杜勋用箭向北京城头射了一封信,说他要见皇帝,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拽了上来。杜勋告诉崇祯帝,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:割西北疆土给他,另立为王,此后他将不奉诏、不入觐。另外,再给白银100万两犒军,他就可以暂退河南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,人人皆知: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,在三月十七日攻破北京城,朱由检仓皇出逃,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。

这里就有一点让人搞不懂:以李自成的实力,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根本不是问题,又何必开出“西北王”的谈判条件?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,他还真退兵不成?

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,二月,他曾在宁武关与明军有过一场激战。那一仗,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,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,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,大顺军还中了明军的计,让人包了饺子,一下子折损几千人。最后,李自成用人海战术,前赴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,才拿下宁武。

惨胜之后,李自成心有余悸,说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,都这样打还受得了?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。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,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,于是又改变计划,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。

所以,或许可以这样推论,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,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松。按理说,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,那么防守京城的,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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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李自成


“老鼠‘消灭’了明朝”

然而,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,实际上已是一座病疫蹂躏下的鬼城。

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,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、军事攻防,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(1643)北京城的惨烈大疫。

1997年,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《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(1580~1644)》中,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。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《鼠疫:战争与和平》一书中,又对此观点进行了完善和补充,明确提出:“老鼠‘消灭’了明朝。”

曹树基的史料根据,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。

根据他的勾勒,这场大疫,是从崇祯六年(1633)到崇祯十七年(1644)间流行的,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,然后到大同,再到潞安。接着,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。

崇祯十四年(1641)时,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、顺天府等地,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“瘟疫,人死大半。互相杀食”的记载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),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,北京也发生了大疫。

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?

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,人们称这场大疫为“疙瘩瘟”“疙疽病”,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,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,“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”。

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,刚准备去温州赴任,他的一个仆人死了。他命另一个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,久久不见回来,原来他竟然死在了棺材店里。有一对新婚夫妇,婚礼之后,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,打开帐子一看,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。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的威力。这场鼠疫,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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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,于2004年在《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》一文中,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。到崇祯十六年(1643)四月时,北京每天死的人数已达上万,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。沿街的小户居民,十之五六死去,死在门口的最多,连街头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。

有一个统计数字,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生命,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,估计在80万到100万,也就是说,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,就死掉了一人。“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”,邱仲麟写道。

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,一到晚上,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,“声达九重”,官方也没法制止——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!

这时候,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呢?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儿了。

虽然在崇祯十六年(1643)二月疫情就爆发了,但直到七月,驸马巩永革上书说,请皇帝“轸念孑遗,亟赐拯救”,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,拨银万两,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,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,医治病民。

然而病人、死人太多,这点银子杯水车薪,根本不够用。

其实,即使贵为宫廷官宦,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。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到北京,刚出宫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,命他施咒、诵经来祛除病魔,但死亡的人数仍不见少。开始宫中每死一人,还能得到四千文钱的抚恤,后来,连这个钱也没了。

可以想象,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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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邱仲麟写道,当时在北京的守军,名义上有十来万,大疫过后,少了一半。他引用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,当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,能上城墙上防守的军人,连一万人都凑不齐。

不过,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,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。也就是说,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,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,比如,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,但现在百姓死的太多,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凑不齐了!

不但是士兵、小贩、雇工大批倒毙,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。

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地求人来守城,“逾五六日尚未集”,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。

到李自成兵临城下时,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,而且都是老弱病残,“鸠形鹄面,充数而已”。

到三月十七日,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,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,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,这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?

有史料说,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,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,军官“鞭一人则一人起”,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,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,全无斗志也罢,或许,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。

邱仲麟在这里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:崇祯十六年(1643)的大鼠疫,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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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战争与病菌:对应与不对应的关系

但是,这里仍有疑问。

第一个问题就是,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,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?

第二个问题就是,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待了42天,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,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,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?

曹树基对此的解释是,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。

这个时候,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,而肺鼠疫,因为天气转暖,还尚未流行开来。

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的区别。

一般人们都知道,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。具体来说,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,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,这是腺鼠疫。

腺鼠疫的显著特征,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。而肺鼠疫,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,表现为剧烈胸痛、咳嗽、吐血。肺鼠疫的厉害,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,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,类似SARS。但是,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,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。

“每一种疾病,都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。腺鼠疫的流行,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,它就会平息下来。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。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,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。不过,最终清军还会进来,这个大趋势不会变。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。”曹树基说。

在1644年的春天,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后,从曹树基研究的史料上看,在天津及南方,还在继续流行鼠疫。疫区一直延伸到了苏州、杭州。从症状的描述来看,既有腺鼠疫,又有肺鼠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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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今天,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关于鼠疫与明末清初历史变局的各种假说。

有人说,李自成的部队后来与吴三桂及清军的决战之所以大败,就是因为义军士兵在北京已经感染了鼠疫,丧失了战斗力。

到后来,李自成屡战屡败,一溃千里,就是这个原因。而清军占领北京后又迟迟不南下,听凭南明建立流亡政府相抵抗,也是这个原因。

对此,曹树基并不认同。“李自成进北京后,鼠疫对战争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,后来发生的那些都属于政治史了。至少从史料上来说,没有李自成及其部将士兵染病的记载。”

“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。从历史记载上来看,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,都变成了疫区,发生了大疫,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。”

作为历史学家,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有各种猜测,但是落实到结论上,则必须要有证据。

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,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,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,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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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在同治元年(1861)七月,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。清军一方,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,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。不想,一场凶猛的霍乱使得“士卒十丧四五”,死去的人数以万计,有时军中的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。

“这个时候,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。可是,霍乱同样袭击了他们的军营,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。这样一来,战争陷入了僵持。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,又拖延了三年。”李玉尚说。

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。而李玉尚能够写出这样的论文,得出这样的结论,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来自曹国藩的书信。

在以往,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,在正史中,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。曹树基说,他做这段研究时,大多看的是地方志;而邱仲麟的研究,历史资料大多是来自明人的笔记。

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,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。或许,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,我们还没有悟透;或许,当时的记录者也好,后世的阅读者也好,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,已经无暇关注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,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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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人与鼠:战争与和平

但是,事情还没有完。曹树基在做鼠疫研究的时候总在想,它最初是怎么发生的?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,都是从山西开始的?

他开始注意到,自明清以来,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也就是说,从这时候开始,有大量汉人迁入,原来大片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,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。

历史记载,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(1533~1534),大同边卫发生变乱,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汗。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。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汗也从内地掳掠汉人过去,从事农耕。

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,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,“但是,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,就没关系。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”。曹树基说。但是,如果大量的人过去,改变了这种关系,情况就不同了。这时,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,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。

据鼠类专家的研究,一旦发生旱灾,老鼠就会到处去找食物,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。而因为它们吃不饱,会导致体质变弱,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。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,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速度。

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。可是恰恰这时,人们——受了旱灾的饥民们,偏偏要到处找老鼠。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。可以想见,这时人们带回家的,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,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,和跳蚤所带的鼠疫病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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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大明劫》剧照


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,关于灾荒,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:万历十年(1582)、十五年(1587)、四十五年(1617),都曾发生瘟疫,也都是大旱之年;崇祯十四年(1641)之后,是连续四年的大旱,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之后。

旱灾发生后,灾民们会四散逃荒,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。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,一旦感染瘟疫,就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,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。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。一旦旱灾、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——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——社会就开始崩溃了。

如果没有战事,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。但明朝末年,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。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,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,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,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。战争,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,最终无法收拾。

1644年,一年中北京城换了三个皇帝,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了生命。据曹树基估计,明末的崇祯年间,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、直隶、河南三省北部的人口,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灾荒、疫病、战争,17世纪40年代的中国,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,相互作用,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、山河破碎。据学者统计,明清易代之际,因非正常死亡,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五千万。

人类已经与鼠疫搏斗了千百年,付出过数千万也许是上亿人生命的代价。“要是能消灭鼠疫这个病,就好了。”在采访结束时,我们不禁感慨道。

“不可能的。首先老鼠就消灭不掉。再说,你想过没有,其实鼠疫病菌也是控制老鼠数量的一个因素呢”,李玉尚笑道。

大自然的生生循环,就是这样奇妙。
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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